河东在线提供 河东VS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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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河流在大地上的叙事经年累月。

 “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了湘水的出身。尽管这个说法,遭到了后世的一次又一次质疑或否定,但毫无疑问,他开启了更多人对湘江的认知。

 时光兀自流逝,湘水在更广泛地被叫作湘江后,仍按照它原先的线路从湖南的西南向东北流贯全境。

 从湖南简称湘,足可见这条河流在湖南的地位。

 这条湖南境内最大、最长的河流,从复杂的古生代岩层的褶皱和断层中流过,从中生代后期的洼地流过,从第三纪红色岩层中流过,给这个多山、多丘陵的省份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盆地。

 这些盆地,又一个接一个地形成了城市。经年累月,河流在流经这些城市时,又有了特别的意义。

 此前无发展的河西,为长沙提供了十足的后劲

 源出西南的湘江在衡阳接纳了舂陵江后,在衡阳盆地的穿行中才有了明显的北去的意思。

 衡阳盆地,也是湘江流域最大的盆地。这个由中生代后期的地洼发展阶段极烈期所形成的山间洼地,南抵阳明山及大义山北侧,北迄衡山南部,东西界于荆紫山与大云山之间,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并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因中部条状山丘呈断续纵向楔入,盆地平面形似彩蝶。

 这只“彩蝶”,除湘江贯穿全境外,还有舂陵水、蒸水、耒水、洣水的流入,因为它们的存在,这只“彩蝶”生动起来,富饶起来,且魅力倍增,以至于古潇湘八景中,这个盆地独占了两个。一个是“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的平沙落雁,一个是“幽谷云藏,东山月吐”的烟寺晚钟。

 1932年,日本人马锡秋太郎在他介绍中国水运的书中如是介绍衡阳:“水运至便,万商云集,既为湖南省南部商业中心,亦南北转运一大承继地。”这个“南北转运一大承继地”不止是在水运时代存在,铁路运输兴起后同样存在。1935年,衡阳火车站在衡阳的江东建成,首建铁路就有粤汉与湘桂两条铁路线穿境而过,两条铁路几乎承载着整个华南地区的铁路运输总量。

 在湘江漫长的历史中,古称“建宁”的株洲,作为城市存在的时间非常短。这个东南高、西北低,呈带状展布的盆地,到上世纪50年代初,才由一个小镇发展成为城市。

 湘江在过了株洲的白石港后,一改之前虽有摇摆、但大致向北的流向,毫无预兆地突然转向西,向西流了20余公里、接纳了涓水和涟水后才回心转意往东北方向而去。

 这一回心转意,便在湘潭拐了一个大弯。这是湘江全流域最大的弯。这个弯的存在,让湘潭盆地的湘江左岸,成了湘江流域独一无二的天然良港。依托这天然良港,此前几乎寂寂无闻的湘潭在清末终于完成了“弯道超车”,它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越过长沙。

 光绪《湘潭县志》记载:“自前明移县治以来,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帆樯蚁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

 湘潭人在县志中的自说自话,其可信度或许要打个折扣,只是,这折扣请慎重些打,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海归”容闳,曾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中写道:“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见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

 这条成就了众多城镇的河流在过了昭山后,少了此前的弯弯绕绕、迂回转折,大踏步地进入了省城长沙,并且非常坚定地一路北去。

 湘江与浏阳河交汇的河谷阶地,几乎就是整个长沙盆地。这个盆地南起昭山北麓,北到城北捞刀河,西侧沿线大部分止于湘江东岸,东止于浏阳河。这个盆地的范围,基本就是长沙今河东城区的范围。

 浏阳河和湘江曾经的摇摆,让长沙盆地的土地非常肥沃。春秋战国时,长沙地区成为楚国重要的粮产地。粮食的丰产让此后长沙的两次立国有了重要的基础。虽然此后长沙城,长时间地只是湘江东岸的“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的狭长地带,但此前无发展的河西,为这个盆地向新一线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十足的后劲。

 湘江沿线城市发展最为迅速的三十年

 “湘水及其各支流构成树枝状水系。全流域位于北纬24°31~29°、东经110°30~114°之间,湘江干流全长844公里,流域面积94660平方公里。”这是地理上对湘江的表述。

 而从人文上对湘江的解读或者说表述,则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古潇湘八景中,有六景在湘江流域,但,这六景中,除“山市晴岚”呈明媚气质外,其余“潇湘夜雨、平沙落雁、烟寺晚钟、江天暮雪、远浦归帆”均流露出一丝伤感或凄凉。这或许与湖南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有关。

 虽然西汉就曾设立长沙国,但那时更主要的是中央政权出于军事安全的需要。湘江流域真正的繁荣发展,算起来应该是从康熙三年(1664)起。彼时,湖广右布政使司驻长沙,湖南成为一个单独的行政省,水运商路逐渐兴起。自湘江“涉洞庭而抵鄂汉者络绎不绝”,湘江沿岸形成了多个商业中心。长沙、湘潭是全国著名的米市,衡、永则以木材、矿产和食品交易为主,“衡州以上,则衡、永、郴、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湖南通志》。

 湘江沿线城市的进一步有大的发展,是在清末到民国。这个时段,受“开埠”的影响,长沙、湘潭等旧城市逐步向现代化城市演变。此外,由于近代航运、铁路和公路的发展,兴起了一些新的交通枢纽城市,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市镇等各种等级规模城市共同发展的格局。到民国初期,长沙城市人口已达到20万人以上。抗战时期,由于上海、南京、武汉工商业纷纷南迁,衡阳也由传统的农产品集散地转型成为大后方重要的金融商业中心,金融势力仅次于重庆和昆明,成为全国第三大金融市场。

 近三十年无疑是湘江沿线各城市发展最为迅速的三十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谚语,好像不大能适用于湘江的全流域。但,对个别的城市来说,或者在个别城市的一些市民来说,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地说明了河东河西的变化。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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