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陈佩秋:她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独门秘籍”

海派书画大师陈佩秋去世已一个多月。对于中国当代书画艺术来说,陈佩秋是一个异常丰富的存在,她和她同时代的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奠定、构成了当代海派的基石,是学术研究的宝库。

日前,由上海嘉禾主办的“ 似兰斯馨、高花绝响——致敬陈佩秋先生”追思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的陈佩秋先生的亲属、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缅怀其人其艺,挖掘探讨陈佩秋先生的艺术成就对当下海派画坛的意义、价值和启迪。该研讨会也从学术角度提出: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演进的整体大背景下来观照陈佩秋艺术的独特性,特别是应该从不同的侧面深入探讨 “陈佩秋对今天的海派艺术意味着什么?”

原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山水画家车鹏飞,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程十发先生儿子程多多,陈佩秋先生长子、艺术活动家、出版人谢定琨,上海嘉禾拍卖行创始人、董事长魏辉, 上海美术家协会理论策展委员会副主任、美术史家汤哲明博士等出席了追思研讨会。研讨会由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策展人张立行主持。


从右至左:魏辉、车鹏飞、謝定琨、程多多、汤哲明、张立行

画兰大师的画兰教材风靡一时,拍卖界有“无陈不成拍”一说

车鹏飞在研讨会透露了一个陈佩秋画兰花教材的小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谢稚柳和陈佩秋夫妇都是上海画坛的重要画家,也是全国知名画家。车鹏飞工作的上海书画出版社有一个选题,叫“怎样画某某某(题材)”。“我们请陈佩秋老师画兰花。半生兰花一世竹,画兰花是非常不容易的。陈老师是画兰大师,她非常认真地画了两种形式的兰花:一种是工笔画,一种是写意画。取稿的时候,我们看到都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车鹏飞回忆:“后来,《怎样画》这套丛书成为市场的拳头产品。中国台湾的出版社也都拿去翻印,重新排版。全国很多出版社都学习我们这种模式。可见,陈老师这本书的艺术质量。”

车鹏飞说:“陈佩秋老师在艺术上总是求新求变。那时我们画院每年都有年展,每年看到她的作品都不一样。我们纪念她,学习她,尤其是学习这种在艺术上勇于探索的精神。”

陈佩秋先生的作品不仅在学术上得到广泛认可,在艺术品市场也颇受追捧。魏辉表示,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有三个评价的维度:一是官方评价的维度;二是学术评价的维度;三是市场评价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比较长久的时间曲线看,真正优秀的艺术品会在这三个评价维度上重合。陈佩秋先生的作品就属此类。”


陈佩秋《春居图 行书温庭筠诗》

市场也是传播艺术最有效手段。嘉禾从2012年开始主办谢稚柳先生和陈佩秋先生作品拍卖专场,至今已经14期了,成交了2.19亿元,成交率高达91%。“这充分证明了谢稚柳先生和陈佩秋先生作品厚实的群众基础。”魏辉说,在艺术品拍卖领域有“无陈不成拍”一说,可见陈佩秋先生在拍卖领域的影响力。

在魏辉的记忆里,陈佩秋先生也是个古道热肠的老先生。“在每一次嘉禾做公益慈善的时候,老太太会义不容辞挥毫泼墨,为需要帮助的人奉献一个艺术家的爱心。今年下半年嘉禾成立十周年的拍卖会,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征集到一些有影响的陈佩秋先生作品上拍,以纪念这位优秀的老艺术家。”

陈佩秋晚年开始逐渐形成叠彩大青绿山水作品风格,其子透露她的“独门诀窍”

谢定琨在追思研讨会透露了陈佩秋先生晚年画风变化,自创叠彩大青绿山水的过程。

谢定琨说:“母亲晚年的叠彩的大青绿山水,是属于她独特的风格,有她非常鲜明的特色。她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在山水画的用色与构图上面做了很大的探索。这起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我们在加州读书,她来看望我们,并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她最大的兴趣就是去大型书店看各种各样的图册画集,她对法国印象派的画情有独钟,尤其对莫奈的作品。她可以整天就在书店里看画册,当时在书店所能看到的出版物,她全都看了,还去博物馆的看原作。每看一件作品,也许我们看了三、五分钟就觉得时间很长了,可她看一张画常常要看一二十分钟,仔仔细细,每个局部都透彻地看。我觉得她在观赏的时候还在思索,边看边思索。”

谢定琨记得母亲陈佩秋在作画的时候是不让边上有人打扰的,“我要趁她在画画的时候,悄悄地站到画桌边上,不发任何声响出来,才能看到她画画。”


陈佩秋《桃花鸳鸯》

如果说中西方在艺术上互有借鉴的话,她在对色彩的运用以及对光影的处理上,受西方印象派画家很大的影响。当然她还是用的中国画的笔法来表现色彩,如果从画的构图布局来说,有光影的处理,暗的地方可以用亮的部分反衬,还有用墨与颜色的交替,以墨作为打底。再有一个特点,她对色彩的应用非常讲究,她用的管装颜料都产自英国与荷兰。

改革开放后,凡跟国外有交流,陈佩秋就托人从国外带颜料。她的画中,绿色非常丰富。光谢定琨所知道的,母亲买来的绿色颜料品种就有十几种之多。“后来她还用丙烯颜料。丙烯有一个好处,是水溶性的,但用它画上去的时候能够把前面的颜色盖住。中国画用水溶颜料,一旦颜色画到画面上,后面再加色,前面的被溶化,颜色便会腻掉了。她在颜色的处理上,因为用叠彩画法,需一层层加色,据我所知,她的一张青绿山水画,从开始到完成,最起码上色十多次。中国画的难处是上色多次后,前后颜色混在一起,极易变得呆板僵硬,但她处理得非常好,这是她的独门诀窍。 ”


陈佩秋《草书十屏》

“陈佩秋先生是程十发先生真正的知音”

程多多在研讨会上透露了一个迄今未曾公开的程十发先生与陈佩秋先生交往的趣事。

程多多说,陈佩秋先生跟我父亲程十发先生是很熟悉的,他们二人很早就已经是同事了。“上海中国画院刚成立的时候,他们两位在众多画师中是年纪最轻的,那时才刚刚30来岁。佩秋先生常常说,单位里边拍集体照时,她和程十发先生两个都是排在最后。因为年纪比较轻,所以画院如果要在外面搞什么活动,就经常把他们这两个小青年派出去了。”

陈佩秋和程十发的年龄相差1岁半,陈佩秋先生属狗,程十发先生属鸡。“他们对彼此之间的艺术风格很了解。陈佩秋先生曾跟我讲起这么一个故事,她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们刚调进画院不久,有人说程十发会画人但是不会画手。她那时就跟程十发在一个办公桌上创作,每天都是面对面在画画。她看见程十发正在画《儒林外史》的插图,画得非常用功。她想:程十发绘画基本功非常好,人物造型那么准确,怎么不会画手呢? 他是要创作一种风格。果然,两年后《儒林外史》的插图在国际上获得了银奖,而且是唯一得奖的中国人。”

程多多说:“我有一个扇面,是我父亲画的钟馗嫁妹图,是从镜片再重新做成了扇子,所以背面是空白的。有一次去佩秋先生家时,我就带着准备给她看看,如果不麻烦的话想请她在背面题几个字。本来,我也不敢随便请她题字,可是陈先生一打开扇面,看见这张画,就去研究那个画了。她横看竖看,估计差不多20分钟之后,才抬起头看到我们还在边上,她就说真不愧是我们的班头。”程多多解释:“她把我父亲叫成班头,因为家父程十发那时是画院院长。她当时说,他什么都会,这个太了不起了。我说怎么回事?她说,你看看他居然用山水的笔法在画人物。这就说明她看得非常仔细,非常欣赏、理解程十发的绘画艺术。”


陈佩秋《丛篁双栖》

“陈佩秋关注和鉴定的古画,涉及的是中国绘画史转折非常关键、核心的问题”

汤哲明透露了陈佩秋先生晚年为何对于古画鉴定产生浓厚兴趣的缘由。

“大概2000年以后,陈佩秋先生突然对鉴定古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是做古画研究的,所以我的老师介绍我认识陈佩秋老师后,我向她请教,她也很乐意谈。后来的十几年里,她跟我聊得很多。现在想来,这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经历。我跟她讨教,她也叫我帮她做一点资料和文字工作。后来我接触下去,却觉得压力非常之大。因为陈老师关注的课题,不少是美术史上非常关键的问题,涉及面非同小可。”


陈佩秋《幽兰图》

汤哲明说:“一般不太了解陈老师,以为她仿佛就是在看一张画的真假。实际上她关注和鉴定的古画,涉及的是中国绘画史转折非常关键、核心的问题。其中好些作品都是台北故宫、北京故宫、辽博、上博这些大馆的镇馆之宝,是美术史上不可动摇的几根柱子,比如董源的《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夏山图》这三个卷子,还牵涉到《秋山问道图》、《层岩丛树图》等一大批挂在巨然名下的重要作品。”

汤哲明提出当年围绕古画鉴定的一宗“公案”。“《谢稚柳系年录》里记录了1980年代张大千托王南屏带话给谢老,说他认为董源三卷需要重新研究,这个观点非常让人震惊的。因为北京故宫的《潇湘图》、《溪岸图》,原本都是张大千收藏的,而张大千对董源的《潇湘》三卷产生了怀疑。谢老知道时最初也感到吃惊,认为张大千在钻牛角尖,怎么可能怀疑这几张画?后来谢老到台北故宫专门去看了巨然的《秋山问道图》和《层岩丛树图》,他也对这两幅画的归属产生怀疑。谢老1997年故世,不久在美国就爆发了《溪岸图》之争,高居翰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谢稚柳和徐悲鸿三者联手做的假画,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去看了《溪岸图》,国内学者如启功先生等,一致认为那是一张非常高古的作品,不可能是后世的伪造。”


陈佩秋《春山晴霭》

因为听闻谢稚柳参与了《溪岸图》作假,陈佩秋在此后也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对于《溪岸图》,她的看法跟启功先生是一致的,认为是非常高古的作品,然后她就开始进一步研究,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跟她交往密切起来。”汤哲明回忆:“我一直认为,陈老师尽管关注很多古画,特别是宋画,但围绕《溪岸图》与董源画的研究,却是她这些鉴定工作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内容。她认为《溪岸图》和北京故宫卫贤的《高士图》,还有台北故宫赵幹的《江行初雪图》,才是标准的南唐画,或者用艺术史术语说是‘江南画’。因为它们有强烈、共通的时代特征。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了不起,体现了老先生一生研究宋画的功力。这是谢老当年没做到,至少是还没来及想到的。”

在汤哲明看来,陈佩秋先生的这一见解与能力,完全超出了按步就班的美术史专家。“换句话说,江南画究竟是什么样子?应该就是《溪岸图》《高士图》、《江行初雪图》三幅画中间存在的共通性。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创见。然而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这三张南唐画一旦被确定,那么传世的董源三卷,包括巨然的作品的断代、归属、真伪,就产生问题了。而这些作品恰恰是中国山水画史乃至整个中国画史上,几根极其重要的支柱。一旦这三图作为可靠的五代画被确立,整个画史立刻就面临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