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海:我们能避免张玉环案的再次发生吗?

王恩海:我们能避免张玉环案的再次发生吗?

因涉嫌杀害两名儿童,江西省进贤县农民张玉环于1993年10月27日被羁押,后被判处死缓,张玉环及其家人一直申诉,江西省高院于2020年8月4日宣判其无罪,张玉环共被羁押9778日,据悉是迄今为止媒体报道的无辜被羁押时间最长的冤案,这是张玉环及其家人、媒体以及多名律师努力付出的结果,当然更应该感谢为此案平反付出努力的司法工作人员。

冤假错案大规模进入社会公众视野,源头或许是云南杜培武案和湖南佘祥林案,之后赵作海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滕兴善案、李怀亮案、于英生案、浙江叔侄案、陈满案、念斌案等先后进入社会公众视野,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笔者近两年就先后评论过安徽五周杀人案、江西刘志发案、河南吴春红案。(相关链接:◆ ◆ ◆ )

从媒体的报道看,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大都集中在刑讯逼供,为此我国在立法层面最大的举措是“两高三部”于2010年颁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相继颁发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中央政法委2013年)、《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高三部”2017年)、《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公安部2014年),“三项规程”(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高一部”2016年)等相关规定,另外,我国还分别于2012年和2018年修正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前述规定的相关内容,从立法上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防止刑讯逼供机制。

遗憾的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从近期的司法实践看,单纯依靠立法难以实现良法善治目标,违反前述规定的事例不断被披露。安徽吕先三案中刑讯逼供的录像被公布于网络,在二审庭前会议中,出庭检察官就此表态“经咨询专家,专家认为不构成身体伤害的行为,不足以构成‘难以忍受的痛苦’”。社会公众能看到吕先三案通报讯问录像,一则取决于律师的勇敢,二则取决于办案机关在案卷中提供了同步讯问录音录像,但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同步讯问录音录像是不提供的,当律师提出要观看同步讯问录音录像时,回复要么是录音录像不属于移送的证据材料,要么是没有同步讯问录音录像,要么是因设备故障录音录像已无法查找。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对同步讯问录音录像归属于哪一类证据到现在仍没有取得共识。

除侦查人员取证外,控辩审如何审查在案证据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毋庸讳言,我国虽然颁布了大量的与证据有关的规定,但并未确立相对完善的证据体系,在司法实践中充斥着大量含义模糊的概念,如品格证据、传闻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认定是一个经验推论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法律决定的,而是要依靠逻辑、常识或一般经验来判断,而人类的常识、逻辑和经验具有共同性”(张保生:《艾伦教授阐释的证据理念》,载罗纳德 J 艾伦:《艾伦教授论证据》(上)之“序言”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就此我们考察江西高院的无罪判决书:“没有证据显示抛尸现场附近提取的麻袋上有两被害人的生物样本或衣物纤维。公安机关的化验鉴定书,只能证明麻袋上的纤维与张玉环衣服上的纤维同属黄麻纤维,并不能证明张玉环衣服的黄麻纤维来源于该麻袋。”仅仅依靠公安机关的化验鉴定书能否将抛尸现场的麻袋与张玉环联系起来,并不需要多高深的法律知识,只要能够确认抛尸地发现的麻袋是当地民众常用的生产、生活工具,能否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只需要常识即可。

显然,法庭审理是一个确认控辩双方对在案证据分析的过程,但我国缺乏与庭审流程有关的细则,前述的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并未解决这一问题。依据笔者有限的观察,要做出经得起考验的判决,控辩审三方至少应当在庭审流程方面达成如下两点共识:

第一 在法庭质证阶段,审判人员应允许控辩双方展开辩论,不再局限于证据的“三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218条规定:“举证方当庭出示证据后,由对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单个证据的辩论,可以帮助审判人员更好的发现证据可能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最终确认案件事实。当然,为了避免重复,降低诉讼效率,对在质证过程中已经发表的具体意见,法庭辩论阶段不得重复。

第二 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长应当总结争议焦点,在第二轮及之后的辩论中,由控辩双方依次展开辩论,“真理越辩越明”。

除此之外,笔者还有如下建议

第一 调整现有判决书格式。现有格式在法院认定事实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事实认定与证据脱节,案外人根本无法将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所列举的证据建立对应关系,无法展现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

第二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法官的工作量大幅度降低,由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应当尽量安排证人出庭,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疑难复杂案件中证人出庭的比例是衡量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重要指标。

第三 不考核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比例。认罪认罚不仅涉及到行为人对所实施行为的陈述,还涉及到对其实施行为定性的认识,即便在自然犯中,学界对行为性质都存在争议,如偷换二维码案件,更何况是大多数并无法律知识的被告人面对法定犯这种复杂情形。现阶段司法实践中绕开被告人委托的拟作无罪辩护的辩护人转而让值班律师见证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做法极易导致冤假错案。

第四 重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每一起冤假错案的平反都离不开律师艰苦卓绝的工作,一些案件在处理过程中,律师提出了事后看来正确的意见,由此可见,律师对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认识到,律师是在帮助自己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些都是纯技术上的探讨,这些建议也并非笔者独创,有着良好法律教育背景的司法工作人员也不可能不了解,因此,更应该强调的是“良知是解释法律的指引”,只有“不忘初心”,排除案外干扰,才能“方得始终”。

1993年,离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一年时间,而今我们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93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是大部分社会民众的梦想,而今我们已经在建设6G网络。

时间,再也回不去了!

原标题:《王恩海:我们能避免张玉环案的再次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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