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深圳同行|唐杰解决土地问题 深圳应从行政城市向

王茜

“党中央作出兴办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40年来,

文|王茜

深圳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创造了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财经对话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唐杰分享了他对于深圳产业链升级、土地问题、消费经济、高等教育发展以及科学基础研究建设等领域的看法,从高格局和大视野为我们推演了深圳下一个四十年的沙盘。

本文系对话的上半部分。针对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战略地位、土地问题的破解之道以及城市居民消费的新特征等问题,唐杰从多维度、多层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并给予建议。其中,对于民众最为关注的土地、住房问题,唐杰认为,在实现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下,深圳要从行政城市向空间城市演变,充分利用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合作,逐渐降低自身的人口密度。

广东产业链尚处全球分工的低端 深圳要发挥创新引领的作用

财经: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

文|王茜

如何理解深圳的地位?它和周边城市如何能够实现协同发展?

唐杰: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央确定的一个重大战略,在这样一个战略下,它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粤港澳大湾区能够配合全国或者能够率先在全国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改变我们传统的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说深圳过去40年,在全国以至在大湾区转型升级方面创造了一些经验,也积累了若干很好的成果。我觉得按照中央对于大湾区的要求,对于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要求,未来深圳要发挥的作用是要做创新引领,能够把深圳的经验或把深圳的做法,更快地推广到湾区周边城市。

财经:大湾区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布局。未来在金融、科技和制造等领域,深圳可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唐杰:从总体上来看,这样一个地区的金融有三个高点:香港、深圳、广州。实际上未来我们能够看到,在这样一个开放的过程当中,三个高点会形成整体的一个高点,这是湾区战略的一个基本设想。

对于深圳的科技和产业链方面,

文|王茜

我们应当承认广东在过去40年有了飞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从全国来看,广东的城市化是走得最快的,但是它城市化的基础毕竟很薄弱。40年前广东开始这一轮改革开放、城市化、工业化的时候,只有5个地级市,现在是21座地级市,所以这样一个城市化,包括城市之间的分工,还在摸索当中,它和长江三角洲千年的城市群的发展是不同的。

目前应该说广东的产业链还是处在全球分工的低端,还没有走到高端。未来产业链的升级就要能够从低到中,从中到高,能够从跟跑到并跑,或者在某些领域形成领跑的局面,这就需要把我们以往传统的靠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城市化,变成靠科学、靠创新来支撑的城市化。要我个人看,整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的扩张不是在于规模,是要迅速地提升质量。

深圳建学校的地都不够,

文|王茜

还能留更多地给住房吗?

财经:土地问题是深圳经常被提及的一个热点话题。现实是深圳土地确实有限。但有观点认为,深圳是走出了一条非土地扩张式的经济发展路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它是不是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伪命题吗?

唐杰:(土地问题)是个问题,但是假如说在深圳一地解决房子,它可能就是个伪命题。我觉得是这样的,房地产大家都看房价,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说两句“房价高”,这是炒作。

其实房地产的市场和一般商品市场有重大的区别,重大的区别是什么?房子是不能搬的。所有的商品都是可以运的,

文|王茜

加运费而已,房子怎么运都是不能运的。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当一个城市大量人口涌入,大量经济涌入的时候,它的土地就会变成稀缺,就会引起房价上涨。其实我们引入两个不太复杂的概念,一个叫经济密度,一个叫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就是说在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集聚了将近3万亿的GDP,它每平方公里的经济密度在全国是最高的;人口密度,这个城市常住人口1400万,加上流动人口差不多2000万,每平方公里1万人,已经到世界最高了。但是当房地产不能移动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矛盾了,这个矛盾不是(只)在中国,全世界都如此。比如说美国,大家都知道过去20年美国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涨得最快的地方就是旧金山,它就是因为土地供给问题。

假如我们要再细分析,

文|王茜

实际上我们把一个城市的土地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工业,第二种类型是居住,第三种类型是公共设施,包括医疗、教育、政府办公,以及还有艺术、图书馆,再有一个类型就是道路。这样划分之后,别人就会提出问题——深圳不能把更多的土地用来住房吗?这是个好想法。那经济活动的部分要不要保留呢?保留多少呢?保留多少是平衡的呢?到目前来讲,深圳需要建学校的用地都不够。假如如果没有产业的用地,没有公共设施的用地,那么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一个城市而言,首先它面临着拥堵;第二,它面临着土地用地的结构。删减一块用地,意味着这个产业就会收紧。

从这个角度看,

文|王茜

未来这样一个城市(问题)的解决应该适度是要降低密度,或者是说密度提升是要放慢的。深圳从30万人口,40年涨到了2000万,这个人口密度增长得太快。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就要把行政城市向空间城市演变。周边的城市可不可能变成深圳的居住和产业容积呢?它是可以的,这就变成了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比如企业总部留在深圳,用地多的生产环节放在周边,它可能就会缓解经济活动集聚引起的房价上涨,这样的话,深圳也可以把产业用地划出一部分来用作更多的公共设施,提供更多的医疗、教育。

其实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假如周边的医疗教育落后于深圳,会怎么样?那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口向深圳聚集。所以,

文|王茜

当我们把一个行政城市转成空间城市概念的时候,一定有个前提,那就是公共服务在空间均等化。其实这就是现在京津冀要做的——不断地要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我觉得未来五到十年,当深圳更多的轨道交通挖出去,使人们在不同的空间点上便捷进入深圳核心区的时候,有更多的公共设施、教育医疗在周边配套的时候,人口就自动会疏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出路,这个出路的核心是要行政走向空间。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远不及上海 深圳人的钱去了这里

财经:深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规模只相当于上海的一半,也就是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对此您是怎么看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未来是不是会改观?

唐杰:以我个人看,它可能包括这么几重因素。第一重因素,

文|王茜

深圳还是个主要由移民人口构成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还不能够为常住人口变成户籍人口提供充分的城市空间。在1400万人口当中,有将近1000万是流动人口,他们在深圳享受了一切公共服务,但是他们毕竟没有想在深圳住一辈子,所以保持一个流动状态。深圳每年都可以观测到大量的现金汇回,汇回的主要省份就是外来移民人口来的省份,就是说他们产生的收入寄回家了,这样的一个数额是巨大的。

第二个因素,它可能跟我们的统计有关。当电商越来越普及的时候,网购没有统计到社消领域。全中国都知道深圳的电商、网购是最活跃的,

文|王茜

因为它的人口最年轻,参与度极高。双11这天深圳一个城市在网上的消费量,可能相当几个西部的省,或者相当一两个大型城市,但是这个部分统计不到我们的“社消零”里。

第三个因素就是深圳这个城市的投资气氛浓厚。

财经:会不会与城市建设或者相关的商业软硬件建设也有一定的关系?

唐杰: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不是特别相关。因为深圳是全国最早进行大型商业连锁化的城市,它的连锁消费占的比重已经超过7成。所以,好像不存在深圳消费基础设施不足。另外,

文|王茜

深圳的生活服务业消费的转型也是非常快的。

但是,上网打游戏计入“社消零”了吗?怎么计入的呢?我们就看不到。所以,我们“社消零”的统计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方式,特别是针对高流动人口、人口平均年龄33岁的城市,他们的消费是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的。我知道消费在深圳是很活跃的,现在的年轻人的消费,超过100块都要分期付款。你说这样的一个城市,如此普遍的消费行为、超前消费行为,怎么会消费不足呢?然而统计数字就如此。传统的消费(统计)注重物质产品,注重你在商家购物,但是我们大量新的消费方式改变了这些模式,我们又不能把它纳入统计。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文|王茜

这对未来中国的消费(统计)可能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

财经:也许未来会引发统计口径的改变。

唐杰:我赞同。就是说统计如何改变、如何发现。我们曾经做过典型调查,结果显示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群体。我们试着把深圳的小件包裹做一个消费额来看,但这里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海关只计件不计额,你在国外采购拖把和采购三文鱼回来,包裹量是一样的,价值完全不同。这些我觉得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