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商银行董事长徐力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

上海农商银行董事长徐力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

徐力: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

作者:徐力‘上海农商银行董事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5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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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商业银行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亦是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参与者。尤其中小商业银行作为中国社会触及面广、与社会基层联系紧密、直接反映社情民意的基层金融组织,近些年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取得了积极成效。面对“十四五”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是商业银行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战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要求,是中小商业银行发挥经营优势、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径,是整治金融乱象和社会乱象、助推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也是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应对市场竞争、加快治理机制完善和转型发展的战略要求。

赋能路径

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可以被形象地比作“基层自主治理的聚合器”“政府嵌入治理的助推器”和“社会协同治理的路由器”。其中,“聚合器”是指商业银行将基层治理资源、信息、信用等有效整合,化“散”为“聚”,化“小”为“大”,化“弱”为“强”。“助推器”是指商业银行协助各级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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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提高政务信息处理水平,有效整合盘活政务资源,并通过资产证券化、资金基金化运作,促使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与金融资源的协同配置、高效流动。“路由器”是指商业银行有效整合社会多方参与主体,汇通各方资讯,整合共享信息,建设社会诚信体系,打造良好的治理环境和信用文化。“三器”是一个相互支撑、相互配合、有机衔接的系统,通过普惠金融的发展和赋能,有效调动多元参与主体的资源能力和积极性,协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机制良好运作的核心是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通过融“资”、汇“智”、建“信”,与各级政府、基层社会组织共创社会治理新模式,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其中,融“资”是“融通资金、整合资源、运作资本”。普惠金融具有“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发挥着“跨期、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配置作用,为社会治理各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增加和改善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依托货币化、证券化等金融工具手段,打破地域、部门、行业、政企和公私壁垒,推动各类社会治理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价值化整合、资本化运作,有效提升社会治理资源价值。汇“智”是“汇聚智慧、凝聚共识、集聚力量”。商业银行通过搭建治理主体的交流培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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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多方参与的“会诊”会议,创新数字化治理技术和系统建设,增强社会治理意识和能力,强化各方信任,培育和壮大社会资本。建“信”是“共享信息、积累信誉、建设信用”。商业银行通过发挥信用中介、信息中介作用,借助金融数据、交易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在信息汇聚和分享利用、信誉积累与积分互换、信用评价与转化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赋能社会治理,实现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的互相增信,改善基层社会信用环境。

实践经验

上海农商银行作为一家国资控股、扎根上海、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践行普惠金融的商业银行,近年来以“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为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托自身的经营属地化、客户普惠化、服务专业化等优势,致力于社会资源的金融化整合、社会问题的金融化解决和社会需求的综合化服务,与各级政府、基层社会组织共创社会治理新模式,将社会治理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源头活水,实现普惠金融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海农商银行紧紧围绕普惠金融核心功能的发挥与能力建设,全力做好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这篇大文章,支持“六稳”“六保”工作,努力实现“增量、降价、提质、扩面”,在推进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方面有着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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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只有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确保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才能为普惠金融和社会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十四五”期间,面对新阶段、践行新理念、打造新格局,上海农商银行将更加注重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推动经济发展的优势。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做好“加减乘除”。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创新工程,通过普惠金融的创新有效进行融合乃至重构社会治理架构,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职能叠加”,需要完善社会化协同的宏观治理体系,创新普惠导向的微观治理机制。上海农商银行作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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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信息处理、风险管理的核心功能,整合和调动社会组织力量共同参与,做好提效增能的加法、减负减压的减法、信息共享的乘法、流程优化的除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三是遵循治理原则,把握逻辑边界。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有着科学的逻辑边界要求,既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与金融的责任边界,又要把握好金融机构的能力边界。政府的职责是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普惠金融的职责是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更广阔地区和更宽泛群体,向其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让百姓充分享有金融发展权,使金融发展成果平等、普遍地惠及各类社会群体。

四是创新赋能路径,打造特色模式。商业银行要结合自身的核心区域、核心资源、核心业务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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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上升为战略来系统性思考和谋划,选择有效的实施路径,创新赋能路径,形成规模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可持续模式。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需要平衡好收益与成本、公平与效率、风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确保战略扎实落地,实现多方共赢、共创价值。上海农商银行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赋能社会治理的“一六”模式。“一网赋能”,线下线上一张网,依托上海区域的360个网点,实现了对上海郊区100多个乡镇1570余个行政村的金融服务全覆盖,切实做到了“网点到镇、服务进村”;同时,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等多种电子化渠道,为客户提供全天候、随时随地可得的服务。“两区赋能”,在郊区围绕乡村振兴,发行“乡村振兴主题卡”,推出“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农业循环贷”“农机贷”“新农直报线上可循环贷款”,以及以生猪活体作为抵押担保的涉农贷款;在城区围绕社区建设,在菜场、停车场、商场等推广新兴支付方式,积极支持老旧小区改造。“三卡赋能”,工会卡已累计发行500万张,服务企业近4.4万家;向志愿者发放“公益护照”实体卡,为志愿者提供保险保障、公益嘉许、公益激励等专属服务;积极参与敬老卡的发卡工作,目前已发卡逾100万张。“四群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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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服务“三农、小微、科创、社区居民”的经营定位,通过更好地服务目标客群,推动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会商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建立支持青年企业家、青年创业者抗击疫情、复工复产联动工作机制,“当天申报、当天响应”,广受好评;单列300亿元信贷额度,用于支持疫情防控及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早日复工复产复市,并根据整体用信情况及时追加;积极对接各级委办、协会及园区名单,深入推进“百行进万企”银企对接活动,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深化“一鑫二专三支持”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以动态化管理方案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匹配及全方位、综合化的服务。“五维赋能”,围绕“百姓美好生活”,从消费、养老、出行、文教、医疗等维度开展活动,以600万元贷款支持沪上“早餐工程”,开展“一元钱吃早餐”等活动。落地本市首笔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信用贷款,满足电梯加装工程的前期资金需求,推进项目提速落地,使上千名老旧小区居民获益。“六式赋能”,归纳提炼出了自然赋能、经营下沉、服务嵌入、功能输出、平台引领和生态共建六种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已经成为银行转型发展、赋能社会治理的核心驱动力。上海农商银行将以更开放的视野和共赢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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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信息科技等技术手段的创新应用,协同多方参与主体,共同构建良好的社会生态系统。

政策建议

一是在宏观层面上,推进普惠金融立法,加强政策引导,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保证。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在促进更广泛主体享有金融服务等方面进行了立法,如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印度的《区域农村银行法》、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法》等。而当前我国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主要依靠《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及国务院相关部委出台的文件,协调性、持续性、强制性不足。建议加快立法,实现普惠金融供需各方和参与主体的权责利相统一,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并明确服务需求者、供给者的基本义务,同时用法律维护普惠金融运行的制度环境,真正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加强对公共资源、政策资源、数据资源等社会治理资源的梳理和整合,对金融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给予政策支持、数据开放和业务倾斜,提升金融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积极性。

二是在中观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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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普惠金融体系,创新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和监管体系。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充分调动各类金融机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普惠金融体系。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健全多元化、广覆盖的机构体系,加快资本市场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机制和工具创新。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中长期资金不足问题。深化大型银行改革,加快建设小微企业专营机构,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各类农村金融机构扎根基层、服务社区,为小微企业、三农和城镇居民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抓住信息科技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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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地区、落后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积极推进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面向农村地区提供安全、可靠的网上支付、手机支付等服务,拓展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放宽市场准入,规范发展各类新型机构,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增加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面,提升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

三是在微观层面上,强化战略引导,加快金融科技应用和服务手段创新,实施普惠金融差异化赋能策略。商业银行要结合自身的核心区域、核心资源、核心业务和品牌优势,将普惠金融赋能社会治理上升为战略来系统性思考和谋划,选择合适的实施路径和赋能模式,推动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提升。当前,所面临的瓶颈依然是普惠性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难题,关键在于平衡成本与收益,其中风险成本是最核心、最具差异性的成本因素。高风险、高成本的普惠金融缺乏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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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落脚点是做到低风险、低成本、广覆盖。风控能力决定了普惠金融赋能的边界和发展潜力,管控好风险是普惠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风险控制半径又取决于信息数据半径。当前,金融科技已经从传统的工具演变为金融变革的驱动力,利用金融科技可以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特别是有助于破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成本问题,提升普惠金融的可负担性。要完善数字金融,加快大数据建设,通过科技资源、资金资源、信息资源等的开放共享,依托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搭建多银行、多机构互通互联的平台,创新综合服务方案,构建健康繁荣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要警惕与金融科技发展相伴而行的各种风险,加强金融科技监管,强化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风控能力评估。对大数据的有效性和风控效果进行压力测试应成为市场准入和监管的重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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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监管防线前移。借助数字科技与互联网的力量普及金融教育,提高客户的金融素养,引导其树立正确、审慎的金融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从提供外在金融服务以实现机会公平到通过保障个人发展以实现实质公平,全方位促进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进而助推社会治理体制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