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COP15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专家热议:是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聚焦COP15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专家热议:是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云南昆明报道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个10月,扎根中国大地的“蘑菇先生”杨祝良很高兴。因为消失了36年的竹荪类物种“芳香鬼笔”,被他的学生在云南新平哀牢山上重新发现。在这位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看来,消失物种重现,不仅意味着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良好,更进一步,他们可以从来自野外的“芳香鬼笔”身上得到菌种,有望实现人工培育。

同样高兴的还有84岁的中国著名民族植物学家裴盛基 ,老爷子在网络平台上开通账号“裴爷爷讲植物”,笑眯眯地讲述年轻时漫山遍野“寻花”的故事,介绍生活中那些常见的植物,年轻人们惊喜这位大咖以这样的方式来到身边,一边叫着“裴爷爷辛苦了”,一边下“订单”,“裴爷爷能带我们去看看西双版纳吗?”

坐在工作室,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番兴明的身后是一株巨大的“玉米塔”,上面一层一层摆放着他和团队选育的玉米品种,这位自称“玉米人”的科学家自豪道,“这只是一个展示,我们一共选育了40多个国家和省级审定玉米品种,全部摆的话,肯定摆不下。”

10月13日,在COP15大会上,三位专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相聚在专访室。显然,相对于讨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办法,他们已经用漫长的实践得出结论,“就是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视频那头,裴盛基说道,就在最近,他和团队从西双版纳哈尼族所常使用的一种当地草药中,开发出了驱蚊油和皮肤药膏两种产品。

将草药从西双版纳纳西族人的林中带进实验室,实现人工栽培推广后,它被重新送回到家乡。小草回归,但从它身上研发出的两种产品正在产生经济价值。更早之前,裴盛基和团队将护肤植物的研究技术和企业合作,生产的护肤品,不但让企业获得效益,更重要的,人工栽培植物在药用上的实践,更好保护了野生资源。

“利用资源,保护资源。其实,在傣医药传承中,在民族文化多样性中,都包含了很多知识,只是我们过去还做得不够。”作为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开创者,在裴盛基看来,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为保护自然生态作出重要贡献。

时间拨回到 1981年,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上,裴盛基提交论文的《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令参会的美方代表感到“不可思议”:“在一个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世界主流科学隔离的国家,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年青的植物学人对西双版纳地区人与环境植物相互作用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如此有‘新意’的结论。”

协同进化,这就是裴盛基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关系的结论。他相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植物有关的认知、信仰、习俗和神话故事等都属于植物文化范畴。植物文化不同于科学,但其中却蕴藏着无数的科学未知与秘密,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理想素材,“这些植物文化是老祖宗建立起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宝贵精神财富,而这些财富最终成就了云南最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专访中,裴盛基再三提及。这门原本由芝加哥大学植物学教授提出的学科,因为中国璀璨的华夏文明,以及在漫长时间中流传下的上万本典籍,而深厚扎根于中国。对于裴盛基而言,曾经,他的脚步曾踏遍云南的密林深山。如今,他的团队开始抵达一些还未踏足过的民族地区展开调查,积累资料,“我们希望在这个时代完成一份民族物种的系统资料。”

似乎是为了佐证裴盛基对于自然和人之间关系的概括,这个10月,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祝良惊喜发现,即使早已不是野生植物菌盛产的7、8月,在山里的菌种数量依旧可观,“这说明,生态环境质量变好,而自然也给出了相应的反馈。”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最好保护,就是可持续的利用。这句话体现在杨祝良的研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羊肚菌。杨祝良和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选育获得了20余个羊肚菌高产核心种质,解决羊肚菌栽培产量不稳的瓶颈,在“春播夏收”、“夏播秋收”和“秋播冬收”等种植新模式下,曾经昂贵的菌种,实现了大田四季高效种植。

杨祝良首先将种质送到了深度贫困的独龙族、怒族,迄今,杨祝良团队指导的羊肚菌技术已经在全国累计栽培16800余亩,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1.5亿余元。

“我们和物种是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专访中,杨祝良谈及专注于羊肚菌的初衷,他相信,若只是直接采集,资源会有枯竭的一日,而实现人工培育,将会让物种得到更好保护。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传统的观念也将逐渐转变,“其实野生菌种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好,可能体内有比较高的重金属,微生物,所以我们可以养成新的观念,有好多东西,都比野生的更好。”

类似的,还有被业内评价“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类。杨祝良和团队联合国际同行,借到国内外重要标本馆的大多数代表性研究材料,终于收集到全球该科60余属约400种的2600余份标本样品。2014年3月,杨祝良团队在国际真菌学主流期刊《真菌多样性》上发表论文,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紧接着,他们对我国牛肝菌的物种多样性进行系统研究,澄清了一大批分类混乱的菌种,其中一些被国际权威专家誉为牛肝菌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

如今,杨祝良依旧跋涉在野外,他最喜欢别人叫他“蘑菇先生”。“这还是一位小学老师起的。当时我去给一所小学做科普,老师介绍我时叫我‘蘑菇先生’,我觉得特别准确,我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同样奔波的还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番兴明,不过,他内心牵挂的玉米地遍及世界。因为小小一粒玉米种子,事关粮食安全与全球饥饿人口。

“1个11岁的孩子,身高还不足一米,营养的缺乏让他和同龄孩子有着很大的差距。”多年前,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偏远山村看到的一幕令番兴明至今难忘,这位自称“玉米人”的科学家想要做更多的事。

于是,他将选育优质蛋白玉米和鲜食玉米作为重点攻关课题之一,带领团队选育出“云瑞”系列等一批适应我国热带亚热带玉米产区的高产抗逆玉米品种,多个品种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其中,“云瑞88”等多个品种创下高海拔高产纪录,“云瑞47”在2012年云南干旱严重的情况下实现高产。

“世界范围内有300多个玉米种质,但被我国广泛开发利用的仅三四个,玉米多样性匮乏、遗传基础狭窄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威胁是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于是,番兴明想要走遍全世界玉米种植国家和地区,他因曾地面48℃的高温而晕倒在泰国的玉米试验地里;也与农业农村部专家共同前往中非共和国开展合作交流,结果13名专家中9人得了疟疾……

终于,他走遍世界三分之二的玉米种植国家和地区,学习先进育种技术,引进大批玉米种质,并对种质加以驯化、改良。如今,通过钝化热带玉米的光周期反应,引入的热带亚热带种质可以在我国北方正常开花结实,推动了热带玉米种质北移。他改良的玉米种质在伊朗、尼泊尔、不丹、印度、缅甸等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优异的抗病性、抗旱性和丰产性。

“多年来,我们团队累计向国内外发放玉米种质1万多份次,为我国玉米育种提供了丰富的种质资源和重要的遗传材料。”番兴明相信,我国玉米遗传育种研究已经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